目前，新药批准率提升的趋势还在持续。今年截至目前，新分子实体的获批率已经达到89%(注：BioMedTracker的统计中，同一药物申请的不同适应症被重复计数)。与10年前FDA的批准情况相比，当前的数据令人感到震惊。对于制药行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相关话题也在美国引发了热烈讨论，围绕“FDA是否对制药公司变得更加宽容”这一议题，多位业内专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针对新药的批准率为何突然变得这么高，海普尔列举了以下9大因素，并详细进行了阐述。
全面来看，新药批准率要低得多，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中，只有12%最终得以获批上市。
海普尔认为，这是对于FDA审批趋势最无力的解释。其之所以将该因素列入，是因为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一再重申这个观点。这个贸易团体坚持认为，如果人们将制药公司开发一只新药时所花费的研究时间包括在内，那么，批准率是很低的。PhRMA指出，过去16年来，阿尔茨海默氏症药物的研发失败率高达97%。
新药开发的过程昂贵而且艰难，但是，许多新药在临床试验阶段遭遇失败与FDA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FDA帮助设定了临床试验失败的定义。
在今年以来批准的新药中，许多新药显然并不是源自于更高质量的研究和针对特定的患者群体。一些新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诺华(Novartis)用来治疗心力衰竭的药物Entresto，以及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的抗癌药物Opdivo。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属于渐进式进步，比如抗精神病药物Rexulti，以及预防中风的新一类药物中的第三只产品Sayvasa。它们在医学上具有重要性吗?显然是的。它们反映了一种新的批准模式吗?肯定不是。
制药公司更加擅长于药物研发，且其只生产更好的药物。
过去20个月来，FDA批准了61只新药，其中包括通过提高人体免疫系统而发挥治疗作用的抗癌药物，以及可以治愈大多数丙肝患者的药物。制药行业正呈现复苏的势头，过去几十年来，发明一只新药的成本呈现爆炸式增长，但是现在，新药研发成本可能正在变得平缓甚至是下降，尽管这么说肯定还为时过早。
不过，研发产出率的提高并不能够解释新药申请获批率为何上升。如果要在两者中找到一定的关系，可能就是制药公司会做出决定，放弃那些处于研发热度边缘的药物。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投资者或许会抱怨，毕竟这些边缘药物也有可能会上市销售。
今年截至目前，只有一只新分子实体被FDA拒绝，即默沙东(Merck)开发的Bridion。最初，一些医学杂志将该药热捧为突破性麻醉解毒药物，但是FDA担心，该药可能会引起过敏性反应。
制药公司热衷于选择那些获批几率更大的治疗领域。
新药获得批准的几率随着疾病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根据BioMedTracker的数据，2012年，抗癌药物的获批率为75%，而心血管疾病药物的获批率只有50%。目前，在制药行业研发的药物中，有一半是抗癌药物。今年截至目前，获得批准的新分子实体中有许多用于治疗罕见疾病。由于罕见病患者的病情往往比较严重，因此，对于治疗这些患者的新药只需开展规模更小的临床试验，所需的疗效证明也更少。
FDA与制药公司的沟通交流得到提升。
FDA的工作显然做得更好了，它会明确告诉制药公司，药物获得批准需要哪些材料，这意味着，新药申请遭遇失败的数量将减少。当一只新药不太可能依据现有的研究数据获得批准时，FDA也会明确予以告知。
这种情况最近就发生在生物技术企业Celldex公司身上，该公司根据FDA的指导，决定放弃提交用于治疗复发性脑肿瘤的免疫治疗药物Rintega的审批申请。这意味着，今后，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可以根据FDA的指导，放弃一些新药的申请。
美国公共利益医药中心的彼得·皮茨(Peter Pitts)评价道，在进入审批程序前，FDA与新药研发者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可以帮助后者提交更符合要求的材料，提高获批的可能性。
与以前相比，FDA在限制获批药物的使用上有更强的掌控力。
当默沙东的万络(Vioxx)和辉瑞(Pfizer)的Bextra从市场上撤下时，在FDA举行的会议上，大量的讨论都涉及到了这样一点：广大患者和医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对这些药物发出的警告。以前，如果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对患者造成了伤害，就只能将其撤市。
后来，当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的文迪雅(Avandia)出现令人担忧的危险因素时，FDA有了另外一种选择办法：即“风险评估和减灾体系”(REMS)。在这一体系中，医生和患者被要求填写文书材料，以确保其充分了解药物的风险，甚至对其提供特殊的用药服务。
事实上，这些做法目前正应用于Sprout制药公司的Addyi上，该药不久前刚被批准用于治疗绝经前女性性欲低下的问题。由于REMS可以让FDA控制医生和患者对药物的使用，它也可以让FDA批准那些以前本会被拒之门外的药物。
FDA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拒批某些药物，是一种风险行为。
近来一段时间，FDA面临的法律环境并不友好。以Amarin制药公司为例，今年8月7日，该公司在纽约州南区法院赢得了一起官司，法院允许该公司向医生介绍其药物Vascepa尚未得到批准的一些用途。
目前，Vascepa仅被批准用于治疗那些甘油三酯极高的患者，这种疾病会导致胰腺发炎。最初，FDA告诉Amarin公司，在用来证明Vascepa可以预防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一项研究完成之前，该药可以被批准用于帮助心脏病患者降低甘油三酯。但后来，FDA改变了想法，因为在几项研究中，降甘油三酯药物均未能显示出其治疗好处。
FDA的最终决定可能令Amarin的股票大受影响(自那时以来，该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5%)，但其自身的权威性也可能受到了一些损失。最终的结果是，令FDA对拒绝药品批准的决定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
目前的高批准率只是随机现象。
药品批准率有升有降，我们不能断言，目前大批新药获批并不只是事态发展得非常顺利的结果。有观点认为，新药批准率将会下降。也许，从拥有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实验室到选了一只最好的股票，任何事情都可能只是运气。
FDA前局长功不可没。
FDA提高新药批准率的沟通举措始于玛格丽特·汉贝格(Margaret Hamburg)，她于今年5月离任FDA局长一职。汉贝格在任内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她引导FDA度过了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在她任职的早期阶段，业内仍然充斥着因万络和文迪雅引发的药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但最终，这种氛围彻底改变了。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来全面负责FDA，意味着FDA很有可能在政治风暴中摇摆。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FDA批准了本不应批准的药物。
目前，公共健康和制药行业面临的风险均很高。可以看到，围绕新药的监管环境变化很快。在新药应该得到更快批准的主张上，制药行业提出了很多要求。在制药行业的监管环境方面，风向变化得很快。但这并不是好迹象(参考万络、Seldane、Baycol这些被撤市的药物)，制药行业目前可能身处一个最好的时期，但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如果好运气用了这么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