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作用，但我们最担忧的是它太贵了!”这句感叹，来自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 Victor Dzau 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这场分论坛聚焦“精准医疗”，医学领域的行家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一医学领域的“新物种”?

　　这一论坛的参会名单包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Carl-Henrik Heldin、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大中华区总裁Gianluca Pettiti、荷兰皇家菲利普首席创新和策略官Jeroen Tas、英格兰基因组学有限公司合作总监Vivian Tan、凯撒医疗机构战略与转型副总裁Vivienne Parry和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Victor Dzau。

　　作为健康领域里的一个时髦词汇，精准医疗的知名拥趸——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对其给出如下定义：

　　“把按基因匹配癌症疗法变得像匹配血型那样标准化，把找出正确的用药剂量变得像测量体温那样简单，总之，每次都给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疗法。”

　　但“精准医疗”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似乎并不如这位美国前总统的预期。参与2017·达沃斯论坛“精准医疗”分论坛的大部分嘉宾都认为，成本问题、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仍然限制着这一医疗前沿科技的发展。

　　不过，来自医药公司荷兰皇家菲利普的发言嘉宾则表达了他对于未来趋势的乐观，“我相信有些精准医疗方面的工具很快会降低到100美元，甚至更低。”

　　精准医疗，负担得起吗?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Victor Dzau在首次发言中表示，肿瘤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精准医疗的发展，但目前这两者有一个相同的问题——昂贵。他提到了一个数据，在美国每个癌症病人的平均治疗成本是9万3千美元，而维持生命的时间仅4个月，“很多有效的试剂和产品无法上市都是因为成本高昂。”

　　Victor Dzau强调，治疗效果和成本之间要做到平衡，这种成本有效性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一切创新要基于这个基础。

　　作为医药公司代表，来自凯撒医疗机构的发言人则表示，公司设立了300人的基因组学的顾问团队，比较研究短期和长期的治疗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尝试以此降低成本。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Carl-Henrik Heldin,，做到“精准”是实现低成本的前提，“选对药物的话，即使贵也可以减少重复用药，从而降低成本。”

　　但这名来自瑞典的教授认为，尤其在肿瘤领域，精准医疗实现的难度很大，“癌症并不是一种疾病，有很多种亚型，个体差异很大，要找到最适应个体的药物非常艰难。”

　　对于DNA排序这一医疗手段，他认为虽然成本最低，但对于变异后的肿瘤，DNA排序仍然无力解决。而对于这些变异的驱动因素，目前仍然无法找到。

　　对于成本问题，来自医疗技术公司荷兰皇家菲利普的Jeroen Tas认为，精准医疗工具的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他表示：“我相信有些精准医疗方面的工具很快会降低到100美元，甚至更低。”

　　Jeroen Tas认为目前精准医疗价格仍然高企的主要原因在于临床试验的成本过高，而这一项占到精准医疗投入的最大比例，但其实很多临床试验是不必要的。

　　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大中华区总裁Gianluca Pettiti对比了中美之间卫生医疗支出，他表示，中国去年的卫生医疗支出占GDP的6%，达到了11万亿元,，但人均只是美国的1/20。因此，他认为中国到达到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还很漫长，必须要专注于医疗技术与效率的提升。

　　个人提供了医疗数据，但受益的却是医药公司

　　除了价格要素之外，凯撒医疗机构战略与转型副总裁Vivienne Parry认为，医疗数据的隐私性值得关注。她认为，数据的隐私性和收益权之间的矛盾是最大问题，即个人提供了医疗数据，但受益的却是医药公司。

　　Vivienne Parry提到，因为这个原因，非洲裔英国人对于基因组学的可行性和公平性相当怀疑。她认为，一定要分享医疗数据，并且做到全球分享。此外，监管应该覆盖到医疗数据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上，但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相关法律。

　　荷兰皇家菲利普的Jeroen Tas将医疗行业与金融进行了类比，他认为，医疗行业数据量目前并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更好的解读问题才更应该重视。“这方面医疗可以借鉴金融行业，在没有政府扶持的情况下，金融行业就逐渐发展出了全球支付，并且没有伤害到个人隐私。”

　　Jeroen Tas还专门提到了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年轻人)总以为自己是不会生病的，不会愿意分享健康数据。”

　　针对隐私和信任问题，Jeroen Tas还认为这与政府的受信任程度有关，一般信任政府的国家会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医疗数据，而不惧怕隐私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而言，要想解决数据的隐私问题和信任问题，首先政府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力。”Jeroen Tas说道。(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蔡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