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开的宣传和报道中，大多都能看到医联体其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就医更加方便等非常正能量，然而却缺乏实际数据的一面。然而，公立医院的扩张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于其是是否借助了医联体进行新一轮的扩张，是否限制了以医师资源为核心的其它层级医院的发展，是否抑制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竞争，除此之外，医保调控的角色是否到位等等，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怀疑和更进一步的探究。

　　鉴于前段时间轰动医疗界的xxx主任的会议处罚公告，xx医院的xxx两位主任，因在医联体内多点执业，在该医院的科室会议中直接受到了点名批评的事件。以往对医联体一直存在的争议，似乎终于找到了依据。

　　医联体，也就是区域医疗联合体，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有时甚至是和民营医院一起，组成的一个医疗联合体。也就是说，已经达成医联体联盟的这一个区域中，医联体是具有垄断的能力和倾向的。

　　医联体是怎么进行垄断的?

　　一、 区域资源垄断

　　对上级医院而言，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以医生为主的医务人员将不再是医院的固定专属资产。全面开放医师的流动会是大趋势。而同时，医保为了限制医生过度治疗，对每家医院都分配有一定的医保限额。然而一些大医院在医保额度的限制下，仍然负荷运行，加入医联体，接受向上转诊的患者，其背后肯定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对下级医院而言，即使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高，但其实力不足是最大的硬伤。加入医联体，通过依附于大医院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也是无奈之举。下级医院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其病源少，医务人员稀缺的最大原因，除了其本身的硬件设施跟不上，软件设施运作不良好之外，体制属性是其最大的障碍。基层医疗机构，长期以来被使用最多的功能是公共卫生服务，即防疫、义诊、健康普教、人员健康档案登记收录等等。掌握核心技术的医务人员长期驻扎基层的愿望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向上转诊有压力，向下转诊接不住，医联体作为各级医院为谋求生存可持续发展的“润滑剂”，便得以应运而生。在医联体内，骨干医师作为廉价劳动力，经常被派往下级医院进行义诊、坐诊等。而患者由于医保定点和报销等问题，可选择性低，陷入被动地位。

　　二、医保压力成助力

　　医保基金的收支一直存在着压力。一方面是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可持续性发展的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医保统筹上存在着诸多障碍。我国医保制度有三个组成部分，但却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为政”，单独运行。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归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新农合却在卫生系统的范围内。导致资金的筹集、待遇标准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目前大多数省份，其医保的统筹水平仍旧停留在市级、甚至县级水平。

　　同时，据业内相关人士分析指出，2017年我国医疗保险缺口将达到401亿美元，到2020年时，该缺口将跃升至730亿美元。因此，通过医联体联盟，医保基金的压力可得到暂时的转移和释放，这可能是新时势下应对分级诊疗大格局的一种无奈之举。

　　综上所述，医联体之所以产生，是有其压力来源的。这些压力最大的来源还在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矛盾。具体体现在医院的“公益性”支撑不起医院的发展，而“营利性”却是医改最主要解决的痛点。然而纵观医改多年，并没有实际取得好成绩。反而越改越难，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究其原因，溯本追源，还应是：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一直是个伪命题!

　　自医改提出以来，要大力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将公立医院打造成“公益性”的“公共财产”，但是财政补贴却没有跟上，并且忽视医疗服务的市场化需求。公立医院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其压力很大一部分都转移到医生身上。对于医生而言，尤其是高级骨干医师，体制是其最大的限制，对其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并且，在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医生和医院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的临界点将会越来越低、越来越容易。

　　目前，医疗卫生事业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二是医疗服务。而在目前的医改中，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公益性”的界限傻傻分不清。公立医院固然负有公益性的责任，然而，医疗行为具有公益性并不等于整个医疗产业链具有公益性。公共卫生服务是必须“公益化”。例如，传染病、艾滋病防控、防疫、防灾等公共卫生服务，其涉及人群众多，传播速度快，工作量大，需要全民动员，这属于社会责任，本身自带公益性需求，因此不应该由市场主动调控，而应该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利用购买服务等方式直接干预。

　　而医疗服务应该收费。与打防疫针不同，医生可以给几百个儿童接种同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而给患者看病却是一对一，需要经过诊断才能下药，需要运用到专业技能和过往所累积到的经验，才能够实施的。同时患者去看病往往是私人行为，对于医师的选择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愿望，因此这更属于个性化的服务，这应该获得准入市场的通行证。

　　同时，对于医师执业资格来说，其获得不同于律师和驾照，只要考试通过就能获得。我国的医生要取得执业资质，是先有执业地点，如无执业地点，便无法取得医师资格。这种制度就已经死死地将医师，甚至其他的医务人员都与医院捆绑在一起了。为了更牢固地加强对医师的控制权，也衍生了“编制”这个怪胎。这都导致了医务人员在现下的医疗状况中一方面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受限于制度，也失去了提升自己和走出去的动力。

　　因此，全面放开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禁止采用编制、职称等将医师禁锢在同一家医院的手段，重新制定医师的行医资格，解除医师准入市场竞争的掣肘，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能注入更多的动力，对于已经陷入深水区的医疗改革也将能获得更多的活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