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工作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各国政府在该领域所实施的方针政策不尽相同，梳理总结他国经验可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12月15日，由广州大学与加拿大女王大学主办的“社区组织与人口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等多国学者与会。记者围绕相关议题采访了中外学者。
通过社区医疗服务化解现实难题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给各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老年人口将迎来增长高峰期，‘未富先老’的挑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愈加凸显。”同济大学教授周敏凯向记者表示，“老年人口普遍处于独居状态，他们面临贫困、疾病、失能、缺少精神关爱等诸多难题。特别是慢性病，已成为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大威胁。至2012年底，我国慢性病患病老年人口为0.97亿人。”
然而，与上述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医疗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失衡。目前，在我国，大型医院“人满为患”，而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的现象十分突出。分级诊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完全确立，且面临实施上的困难。即便如此，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看来，做好社区工作、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为破解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现代医学模式下，医学与社会工作相结合能够有效弥补过去对患者心理和社会因素关注不足的短板，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健康服务。研究如何以社区为基点，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统筹社区各方面资源以改善人口健康服务状况，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区医疗服务提升患者舒适度
“人口健康关心的是‘生态分析’而不是‘临床分析’。健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并不只是代表不生病。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医疗治理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提高其治理水平意义重大。”加拿大女王大学学者索玛·贺瓦(Soma Hewa)告诉记者，个体患病的几率或者寿命长短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组织良好的社区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以帮助社区成员抵御负面的健康风险。
在美国纽约佩斯大学教授陈社英看来，“中国公共政策向均衡方向转变可以更好地处理老龄化和医疗健康需求带来的严峻挑战。”社区医疗并非新鲜事物，世界上不少国家多推行两种策略：其一是社区—基础医疗，通过减少对资源密集型机构(如医院)的投入，转而更加关注医疗服务模式，尤其是家庭和社区方面的自我管理。其二是医疗保健的数据共享，主要依靠医疗信息技术来实现，当人们需要重要的健康信息时，便能够找到它们。
另外，将医疗保健服务从三甲医院逐层向下分解到社区有很多好处。例如，社区医疗可以使病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舒适地养病;社区保健更有利于慢性病的治疗和调养，病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持续性干预。此外，社区医疗还具有注重预防和积极护理、较低的医疗服务成本、提供更富同情心的临终关怀、便于建立和跟踪健康信息档案等优势。
发挥社会力量加强社区医疗服务
提高社区医疗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诸多好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或者政府角色缺位等问题。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教授凯西·布鲁克(Kathy L. Brock)对记者表示，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中国人口健康服务以及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社区人口与流动人口健康服务难以由政府单方面提供，而应形成一个多方供给的格局，也就是说，不能把社区人口和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统统纳入政府供给渠道，而应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力量。
“如果想要更高效地满足公民需求，公共、私人和非营利的机构必须携手合作，参与更多的社会工作。”布鲁克主张，通过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私人部门、志愿组织和公民个人尚未被开发的潜力，从而实现社区医疗服务的可持续性。他建议，可由第三方监督机构对社区医疗服务进行监督并将运作情况向社会公开，以此实现社区医疗治理结构的最优化。
此外，由于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在职能和职责方面存在部分重叠，因此，与会学者呼吁，二者之间应加强合作互补、减低权利冲突。对此，加拿大女王大学学者文珏·克努森(Dr Wenjue Knutsen)建议：“非营利社区机构提供和医疗相关的服务具有一定风险。政府应该了解这些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权利纠纷，非营利机构则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独立性，借此与政府之间维持一种健康、可持续的协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