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生物制药界知名网站GEN发布的2014年全球药企研发支出Top25榜单，上榜的25位药企在2014年累计砸下了1004.41亿美元用于研发，其中前20名的占据了941.08亿美元，相比于2011年投入的886.43亿美元增长了6%。
医药行业中，研发能力是衡量一个医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下称研发占比)即是常见的具体参数之一。
那么，医药企业何时开始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故事还是要追溯到二战前后。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暴露了药品领域的空白，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政府与本质逐利的企业们开始意识到投入研发真正有效的药物的重要性。辉瑞、默沙东、礼来……一批如今的跨国制药巨头从二战中成长起来，彻底改变了制药行业的发展方向。可以说，现代制药工业就起步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复兴时期。
二战之前，辉瑞最有名的产品是柠檬酸。当时很多制药企业更像是现在的原料药企业，主要生产的是化工制品而非成熟的制剂产品。这些企业也不情愿放弃还在赚钱的主营业务，投入大量资金承担将实验室里的新研究成果商品化的职能。
这种有选择的“无意识”，导致了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这种日后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抗菌素，被发现了十多年，却无法用于治病救人的局面。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佛莱明无意中发现了青霉菌，并通过实验推论出青霉菌生长过程中的代谢物可以有效杀菌，他将这种物质称为盘尼西林。1940年8月，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刊登了澳大利亚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罗瑞和德国生物化学家厄思斯特·钱恩对盘尼西林的研究成果。
弗莱明曾主动寻找公司开发这一药品，但被包括强生在内的多家企业拒绝了。直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了相关文献，并宣布谁能以最短时间拿出量产青霉素的方案，谁就能获得美军药品供应权时，这一天大的商机刺激了美国各大药企，局面才有所改变。
当时参与竞争的主要有三家药企：辉瑞、默克(也就是现在的默沙东)和施贵宝。
其中，辉瑞凭借着制备柠檬酸的发酵技术，并不惜占用生产柠檬酸的深罐发酵设备，最先找到了盘尼西林的正确量产方法。1941年12月，盘尼西林正式成为美国政府的军需品，随后世界上第一座青霉素工厂在1943年3月1日宣告投产。1945年，辉瑞生产的青霉素已经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
二战结束，有青霉素供应权的辉瑞，规模扩大了上百倍。直到现在，抗感染领域还是辉瑞的强项。辉瑞在1990年就把曾经主营的柠檬酸业务出售，在1990年代中期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用于研发，并研发出了抗抑郁药左洛复、降压药活络喜和知名的“蓝色小药丸”万艾可等新药。
辉瑞之外，其他医药企业也奋起直追。在青霉素之后，美国礼来制药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抗生素，最终发现了第一种头孢噻吩，并相继推出更多头孢菌素制剂。其第二代头孢菌素类产品头孢克洛现在也仍是最畅销的抗生素品种之一。
青霉素的案例让医药企业们终于意识到，开发少量而有效的药物远比大量但效果甚微的产品更能产生收益。因而在二战结束后，制药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制药企业开始兴建研发机构，和大学院校开展紧密合作。纵观世界知名药企的发展史，几乎都有提到二战中或二战结束后推出新药的品种与销量，为企业带来了的利润与知名度。
特别是美国，二战期间，国际制药工业中的研发优势转移到了美国，1941年到1963年间60%新药品都诞生在美国，其他主要是瑞士、德国和英国。
现在世界知名医药中，中坚力量基本来自这几个国家，比如瑞士的诺华和罗氏，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和阿斯利康，美国的辉瑞、强生、默沙东、礼来、百时美施贵宝。
大量疾病领域的空白给了医药企业充分的施展空间。有统计显示，1954年-1978年，每年新药品的回报率为20.9%，研发费用通常占到销售额的
17%-18%，药企研发热情空前高涨。处方药的数量也急剧增长。在美国市场，处方药占据的市场份额就从1929年的1/3上升到了1969年的4/5。
研发与专利成为医药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竞争力，研发出一款畅销新药能为医药企业带来的利润相当可观。当然，与之相对的是，以原研药见长的跨国医药企业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专利悬崖。一款原研药的专利保护到期后，依靠专利保护获取销售额和利润的企业就会一落千丈。
比如，辉瑞的立普妥一度是世界上最畅销的药品，2004年开始连续7年销售额超百亿美元，但2011年美国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企业纷纷抢占市场空间，2013年辉瑞的立普妥销售额仅23亿美元。
事实上，制药行业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经历了二战的发展转折后，医药企业注重承担新药研发和商品化功能，并以此获得排他性的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至今依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新药研发周期和成本已经不是十几年前可比拟的了。
目前比较普遍认可的统计数据是，一个新药研发从临床一期到三期上市要花10年-15年时间，平均每款新药需要投入超过10亿美元。甚至还有研究认为算上研发开支与同期投资损失，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已经高达26亿美元。
根据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在2014年底发布的报告，自2010年以来，全球前12位巨头共推出了143个产品，预期的终生收入为9550亿美元。同期，有236项资产推进至后期开发阶段，预期的终生收入为11710亿美元。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仍在继续上涨，这一数字在
2014年为14.01亿美元。
纳入德勤报告的12位巨头包括辉瑞、罗氏、诺华、赛诺菲、葛兰素史克、强生、阿斯利康、默沙东、礼来、百时美施贵宝、武田、安进。
全球医药行业的确是“巨人的战争”。根据公开的数据，全球50强制药企业中的前10强，其处方药销售收入占到50企业销售总收入的五成以上，研发投入金额也占到总投入的六成左右。
注重研发之后，医药企业们的临床研究也开始越来越规范化。现代制药临床研究是需要人体试药的，最初并无法律对人体试药做出规定，服从命令的军队与囚犯就成了试药的首要人群。许多重要的抗生素和疫苗都曾首先在军队中试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囚犯也常常被用来做抗生素药品的试验。
二战结束后，纳粹集中营的试药丑闻让人们开始正视人体试药的规范。1964年6月，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大会公布了《赫尔辛基宣言》，用于指导医生和其他参与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究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