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王振国不无沮丧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再干上一两年，我恐怕也坚持不住了。”
振国医院是一家以肿瘤治疗为主的民营医院，成立于2008年，在经营到了第七个年头上，愈发感到举步维艰。“如果仅从经营成果上来看，投资办医院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失败。”50多岁的王振国称。
振国医院的经营现状是民营医院的缩影，首都医科大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系原主任常文虎历时半年走访了数十家民营医院后发现，“多数民营医院生存困难，发展更困难，甚至发展无望。”
以常文虎走访的北京市某区10家民营医院为例，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仅有三家，其余七家医院全部亏损。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这不是某个区县的个案。”
造成民营医疗机构亏损的原因既包括管理经营等内部因素，也包括政策、监管等外部制约。民营医疗机构在医保、人才、用地、租金、税收、设备购置、人员工资和价格水电费等方面与公立医院存在不均等竞争格局，致使其接诊和住院人次远低于公立医院。
自2009年开始的第二轮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以来，各级政府政策密集发布，为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营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各路资本蜂拥而至。但多位业内人士提醒，社会资本办医仍有诸多不利因素，应谨慎进入。
非公医疗的冰与火
实际上，振国医院的经营情况在北京市大兴区还算是名列前茅的。
王振国为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的营收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振国医院收入8000万元左右，利润不到100万元，属于保本微利。
但由于振国医院在设立之初即投资过亿元，购买了用于建设医院的用地，因此，每年不用缴纳房屋租金。据王振国测算，以振国医院现用于经营的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张床位规模来看，如缴纳租金，每年多支出500万元左右，医院则由盈利转为亏损。事实上，不足100万元的利润中还未包括一些沟通关系的“隐性支出”。
“振国医院相当于每年的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但初始投资是不可能收回了。”常文虎说。
在常文虎看来，民营医院的亏损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投资难以收回，日常经营勉强维持，如振国医院;另一种情形为不仅投资难以收回，日常经营也处于亏损。两种情况占比达到70%左右。
如果仅从做生意的角度衡量，王振国称，投资医院的回报率甚至不如理财，“按2008年投资1亿元计算，如交给理财机构，年回报率至少4%即400万元-500万元的纯利润。”
不过，常文虎走访的民营医院中也存在经营状况较好的非公医疗机构，如北京市仁和医院。
北京仁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兵五、六师联合司令部军医院，1953年随军队转入地方，成为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职工医院，1975年落户北京市大兴区，1980年对外开放，后来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转为职工持股的民营性质，目前为大兴区二甲综合医院。
常文虎认为，北京仁和医院的情形并不能代表广大的民营医院，“从该院的历史渊源来看，并不能代表民营医院的现状。”
而即使实现盈利的民营医院，也存在较为漫长的“培育期”。
美中宜和医疗集团创始人兼CEO胡澜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称，“通常来说，单体医院两到三年亏损，随后开始盈利，而集团医院则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民营医疗机构的营收数据难以全面统计，即使国家卫计委等官方部门也不掌握真实数据，但从上市医疗集团的财务报表和发生并购时披露的数据中可略知一二。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了一些医疗集团、医院的公开数据发现，部分中小型民营医疗机构出现亏损。
其中，实现盈利的医疗集团、医院包括复星医药、马应龙、凤凰医疗集团旗下医疗服务机构，以及北京三诺健恒糖尿病医院。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复星医药集团控股的医疗服务业务实现收入118589.37万元;实现分部业绩17045.31万元;实现分部利润11180.77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集团控股的有济民医院、广济医院、钟吾医院及禅城医院。
马应龙集团2015年半年报显示，医院诊疗营业收入5272万元，营业成本3705万元。
由于涉及并购，北京三诺健恒糖尿病医院的数据得以披露，其2013年营业收入1174万元，净利润28万;2014年1-9月营业收入911万，净利润接近60万。
亏损的医疗机构包括北京明德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等。
成立于2012年2月的北京明德医院，截至2015年5月，亏损分别为5625万、5321万、4555万、2253(2015年1至5月)。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2013年度营业收入808万元，亏损606万，2014年1-3月收入429万，亏损91.8万。更为严重的是，其净资产为负数，2013年为-1603万，2014年为-1694万。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行业里普遍感觉和认知是，非公医院能够不亏损的也就30%-35%。”
运行生态瓶颈仍待解
造成民营医院生存艰难的直接原因可以由一组数据揭示。
国家卫计委“2015年1-5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显示，2015年1-5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31.1亿人次，在医院分类中，公立医院10.8亿人次，民营医院1.3亿人次;2015年1-5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8363.2万人，其中公立医院5579.2万人，民营医院813.2万人。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不足11%。
并且，截至2015年5月底，公立医院13326个，民营医院13153个，数量上仅相差173，与2014年5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64个，民营医院增加1487个。但民营医院的诊疗、出院人次并未随其数量的增长而增长。
在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负责人看来，民营医院就诊、住院率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本身单体规模小，尚无法与公立医院相比;另外，其发展时间短，而公立医院大多拥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积淀了大量技术、人才。
此外，部分民营医院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多数民营医院没有自己的细分市场。”常文虎认为。
而除了上述自身、历史原因外，行业内的普遍观点认为，与事物内因决定外因的一般规律相反，民营医院的发展更多受制于外部因素，尤其是与公立相比的均等待遇。
“民营医院就像是背着几十斤的包袱与公立医院赛跑。”常文虎形象地比喻。
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的成本大得多，这些成本主要包括用地、租金、税收、设备购置、人员工资和价格较高的水电费等。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虽然中央层面的政策要求在土地、水电等与公立医院相当，但现实中还是不一样，民营医院用地的价格更高。”
那些无法购置土地的开办者则需要缴纳租金，租金费用在成本中占据较大份额，如北京圣马克医院的年租金为3000万元左右，圣马克医院租用了海航集团位于北京市东南四环的一栋商业楼，据其董事长黄国煌称，“租用面积大约30000平方米，这在北京算是便宜的。”
税收也是民营医院面临的一项不菲支出，按照规定，民营医院应缴纳营业税(5%)、企业所得税(25%)、城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以及房产、土地、车船使用税等七八种税费，虽然目前营业税已经由《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的通知》减免，但其余税收与一般企业相同。
而在人员工资和设备购置方面，据常文虎称，政府会支付部分员工工资和设备购置费用给公立医院，“工资至少可以达到收入的1/4或1/5。”
不过，除上述支出外，在多位被访人士看来，最大的不均等体现在医保和人才两个方面。
据中国非公立医院协会负责人统计，北京地区现有约400多家民营医院，取得医保的至多20%左右，与公立医院几乎全部进入医保的现状对比鲜明。“我接触过的大多数民营医院都没有医保。”常文虎称。
而即使进入医保报销序列的民营医院也与公立医院待遇不同。
据悉，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实行财政支付的“总额预付”制，每家医院每年可报销的金额封顶，多余的费用由医院和患者自行承担。但公立医院的额度要远远大于民营医院。
“如公立医院每年定几个亿，民营医院也就几百万、几千万。”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有的民营医院做得不比公立医院差，但不能纳入医保。”
从振国医院的情形也可看出这一比例，王振国说：“医院年收入8000万，但医保指标只有200万左右，报销比例不到5%。”
并且，各家医院的报销额度需要由社保部门核定，“至于核定标准，目前尚没有明确的依据。”王振国说：“看你的本事。”王振国还透露，“外地病人到北京看病，公立医院报销的额度和范围要远大于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面临的诸多困境，致使人才尤其是中青年骨干人才难以进入，这也形成了经营上恶性循环：有了人才，就有病人，有了病人，就有收入，也有资金进入，反之都没有。
医疗投资的围城内外
如果把开办医疗机构比作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急于冲进来，里面的人则心态复杂。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间，政府两度支持举办民营医疗机构，第一轮发生于1998年-2009年，支持力度有限，多数政策未得到落实。而从2009年至今的第二轮，支持力度远大于第一次，以国家卫计委和国家发改委为先导的各级政策密集发布。
在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办医的同时，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缓慢增长期，曾经的房地产、矿业等高利润行业风光不再，这进一步促使各路资本、各类背景的人士转型进入医疗行业。
但与“外行”急于冲入形成鲜明对比，医疗业内人士却心态复杂：难以为继的希望退出医疗行业;长期稳定的想借此机遇扩大规模;打出品牌的则担心把水搅浑。
“谁进来谁死，”经营了七年后，王振国对民营医院的发展前景颇为看淡：“除了一些有特色的妇产等专科。”他还说，再坚持几年看看。
对非公医疗机构的发展持有谨慎态度的还包括常文虎，“民间资本被吸引来了，但是挣不到钱，到时退也退不出去。”
而类似美中宜和这样经营稳定、打出品牌的医疗机构，一方面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又担心新进入者的搅局。
自2012年起，美中宜和进入发展快车道。时隔3年，美中宜和已拥有北京、天津、杭州、深圳7家医疗及护理机构，覆盖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区域。在接下来的三年，美中宜和计划在全国再建立6家医疗机构。
但胡澜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医疗是一个挺奇怪的行业，外面的人很难看清楚、分析清楚。没着手做的时候感觉还挺美好的，但真正开始之后是不一样的。非理性的东西进来之后可能导致结果和预期不吻合，这时候就会出现和医疗本质相悖的东西，会伤害到这个行业，伤害到患者的利益。”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负责人提醒，医疗服务行业是投资大、回报率低、周期长的行业，很多投资人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建议，在初始投资之后，应再准备充足资金，以度过多年亏损期。
事实上，即使在国家卫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民营医疗也仍将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
有业内人士认为，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可以减少政府对医院的维持费用，“北京市医管局下属的20多家医院，每年光维持(补助医院部分人员工资、医疗设备购买等运营)就得花费30多个亿。”
而从疲软的宏观经济走势考量，今后数年大众的支付水平存在不确定性，并已开始显现，王振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从去年10月开始，我发现患者比前些年更加拮据了，支付能力减少了一半。”
民营医院普遍反映的另外一些不利因素主要集中于政策落实难。
以医生多点执业为例，这是解决民营医疗机构人才紧缺的途径之一，但各地落实进展不一，“在目前多点执业的现状下，我们认为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对当下的医疗体制和医疗市场产生明显的影响。”胡澜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时表示。
在建立运营一家盈利的民营医疗机构时，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负责人建议，专科医院相对综合医院而言，投入成本小、盈利周期短，更容易打出品牌。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建议，抓住目前推行分级诊疗的机会，加大老年病、慢性病以及康复期、晚期肿瘤、康复护理等投入，这些领域未来有一定的空间。
“这些患者将最先实现从二、三级医院转移到基层医疗机构。”曹健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