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取消政府定价为要义的新一轮药价改革，将使一大批医药企业面临更多挑战。究竟有怎样的后续配套改革机制？这一点不仅牵动着药企乃至整个医疗行业的神经，也正在检验政府权责的边界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项新政在医疗市场引发的反应，明显没有人们此前想象的那么剧烈。 根据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出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最近几年一直在探索的药价改革中，国家政策调整可谓一波接着一波，但效果平平。这新一轮药价改革能否让居高不下的药价借着市场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在各种政策围攻下，医药企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变化与挑战？他们曾经作为高利润行业的享有者，在药价改革中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终能不能成为市场中的自由主体？”一位多年致力于医改研究的专家告诉《法人》记者，《通知》虽然取消了绝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让成千上万的药企似乎离市场更近了一步，但由于缺少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医药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 取消统一定价还只是开始 “如果医药行业都不挣钱了，那么还有什么行业挣钱？”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疗业人士向《法人》记者感慨，不管药价怎么改，医药行业都必须要生存，要盈利。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行业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收入24553.16亿元，行业利润率约为10%，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较上年下降0.2%，但仍高于工业整体增速4.2%，在各大工业大类中位居前列，医药工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在提升。 但剥去这些光环，从去年各季度的累积增速来看，下半年的增速已出现下降趋势。2015年第一季度，这一数据仍在继续下降，而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成为增速的主要力量，这也就意味着药品市场的增速下滑更加明显，曾经辉煌的药品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渐行渐近的风暴。 “医药行业向来是众所周知的高利润行业，然而近两年的一系列医药改革政策正使得医药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利润压缩。”一家小型药企的负责人表示，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医药企业来说，“撑得过今天，也不一定撑得过明天。” 药品统一定价政策，是2000年开始实施的，即由价格主管部门对医保目录内药品和目录外特殊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最高零售限价）管理。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化竞争越来越充分，政府定价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不仅不能及时反映和引导市场供求，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也存在功能上的重叠，此外，对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的拉低作用越来越弱。 据介绍，早在2014年，卫计委、发改委等部门就制定实施了低价药政策，放开了一批低价药品最高零售限价，这显然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调节价格。随着大病医保用药谈判机制扩大实施，一些新药通过谈判纳入了地方医保基金支付范围。这为今年的全面放开统一定价做好了铺垫。 “事实上大部分医药企业并不是很在乎取消统一定价，这一举措的真正意义在于为药品的市场化改革开了个头。”北京鼎臣咨询机构史立臣告诉《法人》记者，“由于统一定价是最高零售限价，即药价的天花板，但是在实际的药品市场中，药价都远低于这个价格。即使这一限价放开了，药价也基本不会突破这一限定。关键在于由于历史因素，一直没有人敢动这个天花板，现在取消了国家对于药品价格的管制，市场化的趋势就显现出来了。” “统一定价的取消对大部分医药企业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省级政府统一招标以及医保两道门槛，使得他们的价格远没有触碰到天花板，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后续的改革。”北京时代方略医药行业高级研究员黄屹向《法人》记者表示。 根据《通知》中的定价方式分类，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暂由政府管理，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制定医保支付标准，专利、独家生产药品建立谈判机制，医保目录外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等进行招标采购或谈判。其他原来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由生产经营者自主制定。 对于政策的具体落实，某药品销售企业经理吴江告诉《法人》记者：“由于国家政策和措施还存在很多不明确的方面，比如分类定价之后由哪个部门来核准价格等，所以放开统一定价的定价水平还有待观察。” 血液制品药企或成赢家 目前，取消统一定价对于大部分医药企业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对于药品市场的一个大类产品——血液制品——却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血液制品一直是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统一定价把它的价格卡住了。现在放开定价肯定会涨价。”北京时代方略医药行业高级研究员黄屹说。血液制品多数均在医保或基药目录内，需要浆站审批，供给端也受到浆源的限制。长江证券的行业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采浆量约在5500吨，缺口超过3000吨。并且自2001年起国家就没有再发放过血制品企业牌照，目前市场中仅有二十多家企业持有牌照，而血液制品的稀缺性价值就被统一定价所掩盖了。 有关资料表明，血液制品是指各种人血浆蛋白制品，包括人血白蛋白、人胎盘血白蛋白、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肌注人免疫球蛋白、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狂犬病、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Ⅷ、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人纤维蛋白原、抗人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等，涉及二十余款医药产品。 随着国内股票市场重启IPO，一些成长性好的医药企业实现了上市融资，2014年有11家医药工业企业上市，融资额近50亿元。目前的上市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中，如华兰生物血液制品业务占收入86%，2014年采浆量540吨，实际投浆约450吨，预计2015年投浆量将达到550吨左右。博雅生物的血制品业务也占收入67%，虽然市值较小，但作为江西唯一的血制品生产企业，年采浆量也有130吨左右。但是却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由于血液制品的原料血浆的采集难度增加、成本升高，近年来在正常的销售渠道利润已经非常低了。比如，包含医院的定价加成15%，白蛋白在医院的售价是375元，但是黑市上的价格就能达到五六百元。”北京鼎臣咨询机构史立臣介绍说，“绝大部分的化学药产品和中药产品，都会采用申报价格时虚高，而在实际药品市场上采用低价竞争，但仍然可以保证利润的方式，药企之间也都形成了默契，发改委也不会纠察。这对于血液制品明显不适用。血液制品企业一定是最期待取消统一定价的药企了。” 黄屹表示：“有一些血液制品企业由于产品在正规市场卖不出价格，就转而投向了黑市。取消统一定价对于他们是利好政策，对于市场的规范性也有帮助。对于药企来说，血液制品是目前比较明显的收益品类，比较类似的产品还包括一些药品本身价值很高的，但是以我国目前的制药水平来看，这一类产品非常少。” 吴江有着多年销售药品的经验，根据他的判断，取消统一定价对临床药品的冲击肯定要大于OTC（非处方药），尤其是对于医保统筹工作做得好的地区更加敏感。临床药品中的虚高价品都可能有一定幅度的降价。总的来说这次放开药价对于OTC市场来说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但药店零售只占药品销售的10%不到，患者还是听医生的，特别是心脑血管品种，专科用药患者连选择权都没有了。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药品价格放开，OTC企业将获得提价权利，而品牌OTC有提价能力，未来价格逐步上调以体现品牌的溢价，同时提价将提升药店终端销售品牌药品的获利能力，也有利于品牌OTC的终端销售；品牌OTC提价，药店终端也会随之受益。 相对于一直承受降价压力的处方药行业，OTC行业竞争更为市场化，部分企业已经建立了自身的品牌、渠道等优势，对后进入者形成壁垒。 不得不面对更多谈判对手 “药企首先要面对的谈判对手就是‘医保’，目前还没有医保单独招标的环节，未来理应是谁花钱谁就具有话语权，国务院的文件已经规定，未来医保会成为支付主体，那么医保现有的主管部门卫计委、人社部，都将会在医保药品定价掌握话语权。各地的医保议价机制也会有所不同，这一部分也是医药企业之前所没有接触的。”史立臣分析道。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基本医保参保（合）率稳定在95%以上，其中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增加2702万人。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320元，个人缴费标准提高到人均90元，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增长17%以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实施，覆盖人口已达7亿人。全年商业健康保险收入1587亿元，同比增长41.3%。未来医疗体系中，医保的地位可想而知。 吴江也认为，目前医保部门的权力最大，以OTC市场为例，杭州、宁波、温州都是生产单位、品种、规格、价格都合规才能给你医保条码，否则的话就不能进入医保体系。当然临床药品中大部分都是基药，中标品种才能使用医保。控价还是要从医疗结构着手，主要就是医保用药，自费品种的价格是患者可以自愿选择的，至于医保和医药企业的对接形式要等政策明确了才知道。 除了医保这一巨头之外，新一轮的医药政策改革也将使医药企业直接面对更多的谈判对手。 “取消统一定价之后，下一步就是省级政府招标。”史立臣说道，“根据目前的改革方向，省级政府招标应该会被取消，也就意味着医药企业即将面临大量的医联体（医院联合体）与单体医院。” 在目前各省均施行的药品招标制度中，每年由各省发出药品采购公告，而药企的竞相投标之后，中标价即为医院采购本企业药品的最高价。相当于招标办的成为众多医院以及医药企业之间的议价平台，而药企基本上只需要同招标办沟通。这一环节一旦撤销，医药企业的产品定价就需要同每一家单体医院进行沟通，这也意味着巨大的谈判成本。 据史立臣介绍，目前美国就有医院自发形成的医联体，一些国家也有政府主导的，并委托一家企业为他们采购药品，要求要拿到最低的价格。“中国也会形成这样的医联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并形成谈判优势。当然这种变化只是短期的，之后还会涉及新层面的改革。” 目前，全国各地分布着约6800家城市公立医院。2010年，我国在17个城市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4年试点城市扩大到34个，今年改革试点城市将增加到100个。 “这也就意味着17年之前，医药企业还可以同医院议价，但17年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模式。因为要破除以药养医，就必须要砍掉医院内部的药房，或者至少砍掉很大一部分，就会形成新的药房托管机制，医保、医院、药房、药企，新的议价结构会逐渐形成，医药企业要从现在着手准备。” 利润压缩倒逼药企转型 除了统一定价的最高限制之外，药企最终的产品价格还要经过省级政府的统一招标这一环节，此外“二次议价”从隐性到显性，这也正是目前药价被压低的主要门槛。 “招标价被压得太低了，我们已经有部分药品在今年的省级药品招标中弃标了，而且是我们的独家药品。这种现象不止我们一家。”赵华是刚刚进入某大型国有控股药企的市场部工作人员，虽然对于国企工作的稳定性比较放心，但是药企普遍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不时传来的其他企业的裁员消息还是让他感到担忧。 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同时对取消政府定价后的监管措施做了明确规定。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将按照“统筹考虑、稳步推进”的要求，从四个方面加强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市场合理形成价格。 史立臣认为，这项政策意味着此前被明令禁止的“二次议价”的公开化。 湖北、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份先后放开二次议价。在省级药品招标已经将价钱压得很低的基础上，再由医院出面同药企议价，进一步的压缩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困境，小企业甚至难以为继。 据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介绍：“今年的招标和议价，政府会先设定一个值，一般会比去年的招标价格低10%～20%，如果你不接受就不可能中标，很多企业因为产品成本较高，就只能退出招标，最终一些原本价廉的优质药品就不能进入市场。”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分析称，造成医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包括，医保控费扩大实施范围，医疗机构医药费用增长幅度受到限制；药品招标促使制剂价格继续降低，2014年公布中标结果的地区药价不同程度下降；非处方药销售增长慢。根据医药商业统计快报，2014年药品零售市场比上年增长8.6%，增速降低3.4个百分点，慢于整体市场增速。 黄屹认为，目前医药企业的主要压力就是国家政策对于市场非理性的干预较多。“当省级招标价格比成本还低时，产品的质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同样的产品，虽然我的质量更好，但价格达不到要求，劣币驱逐良币，使得很多质量合适的产品并没有被采用。” “我们目前压低招标价格的倾向与日本的药品价格管控比较相似，同样是比较严苛，但是我们保证药品质量的体系又没有跟上。”黄屹表示，“压价有一个限度，不能低于成本。日本可能就将这个价格设定在保证质量的药品成本之上，而我们有时的价格只能购买到质量并不合适的药品。” 赵华还向记者介绍：“药品的价格里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百分比是用于非正规营销手段的，但是利润的压缩如果直接导致与医院或医生的沟通不畅，那么你的销售业绩就会受到影响，进而企业收入减少，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医药行业的很多人员都面临转行的压力。“医药企业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模式来转嫁这种利润压力，比如将原有的医药代表（销售雇员）转变为‘合伙人’模式，即医药代表需要自己承担销售风险，库存积压企业并不理会，但是业绩优秀的话收入也会有很大的提升。”黄屹说。 据了解，利润的减少对于医药企业的创新影响也不小，对于有能力生产一些高利润产品并维持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还有一定的能力去维持创新，但处境也很艰难。至于一些小企业就没有这个余力了。 请政府拿开干预之手 有专家指出，取消药品统一定价虽然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对药品市场的干预，但是确实为药价市场化打开了一扇门。而在市场化模式中，政府将如何定位并把握自己的角色，这也将对医药企业的发展规划形成重要的影响。 世界银行对85个国家曾进行了一项研究，以企业遵从国际质量标准的程度作为度量标准，对市场管制和市场指标两个项目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管制越严重，审批程序越多，企业反而越不遵守国际质量标准。他们还发现，随着审批程序的增多，污染并没有减少，中毒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上升，地下经济、地下就业的比例在增加，但是企业的盈利并不增加，就是因为增加了大量非正常的交易成本。最近披露的有关2014年世界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有1.1万件，光是流通、监管领域查办的职务犯罪就2286人，这些都是与管制有关的。 张维迎在谈到医药行业的乱象与改革时曾公开表示：“我感觉现在的医药行业比较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多。政府管制不仅自己失败，最大的麻烦还是破坏了市场声誉机制。如果每个企业、每个人都特别重视自己的声誉，就不需要政府管制，反之则需要管制。一开始管制多的话，企业会注重声誉，但是管制得过多之后，企业也就不重视了。如果真正想让市场能有效运作，使医药市场更值得患者、病人信赖，最重要就是要放松管制。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子都废除管制，一定要给大企业有品牌的成长空间，最后由他们去主导市场秩序。” 对于必要的重大疾病药品一定要严加控制。“政府要做监控者而不是实际操作者，”史立臣认为，“每一个国家、省份都有自己的疾病谱，国家据此所确定的发病率较高的重大疾病，政府一定要做好控制，如中国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但是目前这些疾病的核心治疗产品都是进口的，而我们在与外国医药企业的价格谈判机制还没有形成。”对于同一款产品，我国进口药品价格往往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就是因为没有形成有效的价格谈判机制，而采用外国药企申报的价格。 此外，对于医药行业的市场发展也需加以引导。黄屹认为，要实现药企利益与病患利益的平衡，就需要加强目前医药企业的淘汰力度。“中国目前有4000多家医药企业，而美国只有200多家。很多的药企都是县级的小企业，产品只能辐射到县。如果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标准等方式，把医药企业减到1000家左右，让有实力、产品比较优秀的企业市场加大，减少边际成本。药企能够增加收入的同时，百姓也可以享受更实惠而质优的药品。 而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卫生费用纳入GDP的考核方式使得医药企业竞争必然面临政府保护以及区域割据的问题。“以药房托管政策为例，虽然有很多大型药企都有自己的连锁药店，但是他们却很难获得药品托管的委托，就是由于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把这个收入让给其他地区的企业。所以还要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史立臣提出。
